郭亮，湖南长沙人。１９２１年冬加入中国。１９２７年１０月，被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１９２８年３月，在岳州组织武装起义时被捕，后在长沙慷慨就义，时年２７岁。

  １９０１年１２月３日，郭亮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今望城县）铜官镇文家坝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祖父郭士绅出身农民，父亲郭弼林曾苦读文史古籍，赴京科考未及，便在家乡设馆授徒。母亲邹氏是个贤德的农妇，生有九个子女，五个在苦难中夭折。郭亮在兄弟中行末，原名郭靖笳，小时读了《三国演义》，敬佩诸葛亮才高智广，为鞭策自己，便取了郭亮这个名字。

  郭亮６岁发蒙，在父亲郭弼林的学馆里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和“四书”、“五经”等古书。后来，铜官镇建起了新学堂，加之郭弼林习于“父不教子”的陈规，郭亮先后被送进东山初小学堂和西湖寺高等小学堂就读。其时，由于军阀混战，城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这种社会状况使郭亮产生了一个个疑团，他在一篇作文上写道：“为什么种田的农民无食粮？为什么泥工木匠无住房？为什么织布的人缺衣裳？为什么织草席的人睡光床？”他带着这样一些问题请求父亲和李锡林以及其他有学问的秀才举人解答，但回答多是“命之修短有数，人之富贵在天”。这种解释不能消除郭亮的疑问，于是，他在学校的墙报上用诗歌的形式又写了一篇《问问社会》的作文，被县府督学视为“扰乱社会，煽惑民心”的“异端邪说”，要求西湖寺自治公所（即乡公所）“严加处理”，郭亮因此被勒令退学。当自治公所兴师问罪的时候，郭弼林不得不出面为儿子求情、道歉，一直到了事为止。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再生事端，郭亮被父亲转送到铜官对岸的靖港长沙县立第四高级小学读书。

  １９１５年５月，全国上下为反对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掀起了抗议的怒潮，靖港第四高小召开反对“二十一条”的大会。老校长徐继规在台上老泪纵横，慷慨陈词，激发了郭亮的爱国心。郭亮跃上讲台，大声疾呼：“我们决不当亡国奴！我们坚决反对‘二十一条’！我四万万中国人，岂能坐视祖宗坟墓之地被他人蚕食鲸吞！头可断，血可流，亡国奴绝不可当！”

  １９１５年秋，郭亮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长郡县立中学初中部第十九班。由于家庭经济日益窘困，郭亮在长郡中学读了两年，便辍学回家了。他一面跟二哥种田，一面坚持自学。一些同学好友常给他寄来进步书刊，他回信答谢时，总是热切地期望“组合同志”，“振起刚毅果敢之风”，“追求国家民族的进步”。在老校长徐继规的关心和保荐下，郭亮进族学堂当上小学教员。他用新的教育学生的方式，把穷人受剥削、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军阀混战百姓遭殃等事实，编成故事、歌谣教给学生。郭亮的做法遭到豪绅们的反对，开学不久，富家子弟就全部离校。郭亮并不因此灰心，他一家家串门，把穷人家子弟请来上学。交不起学费的，可以免交；买不起书本的，他给他们抄写。学生们都听他的话，学习成绩进步很快。后来，长沙县署的督学到小学视察，郭亮仅以一碗“辣椒腌菜”待之，因此惹怒了督学大人，斥郭亮“少年狂妄，目无尊长”，“年幼无知，不堪为人师表”，遂通知铜官乡学务委员会将郭亮撤职。

  这时，郭亮听同学说，长沙有进步分子、蔡和森等，为了改造国家，正组织一批热血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找到父亲说：“不改造这一个国家，什么也做不成。欲改造，必须组合同志，领教于毛先生。”于是，他离开铜官到长沙去找。但是，此时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已经北上，他失望地又回到铜官乡下，在家帮助二哥种田，一边从事农业劳动，一边艰苦自学。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郭亮从长沙爱国师生赴县下乡宣传队散发的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爱国传单和小报中读到《民众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知道已经回到湖南，决计再去寻找。这一次，他在长沙见到了。当时，等正酝酿发动驱逐北洋军阀的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运动，于是，郭亮也积极投入了驱张运动。

  １９２０年６月，张敬尧在全国舆论压力下仓皇逃出长沙。驱张运动胜利结束后，郭亮于同年秋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当时，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郭亮经常去向求教，两人多次促膝长谈。不久，经介绍，郭亮加入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在的帮助和影响下，他开始读到《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上海小组出版的《》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期刊。与此同时，他还常随等到工人中办工人夜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和工人夜校的教学实践，郭亮认识到，光崇拜诸葛亮不够了，要崇拜马克思、列宁。不久，郭亮即加入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俄罗斯研究会。、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组成长沙小组，郭亮是该会组织各项活动的热情参加者。

  １９２１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等回湘建党，同年１０月１０日正式成立了湖南支部。郭亮经（一说夏曦）介绍，于这年冬天参加了中国。

  １９２２年五六月间，由、何叔衡、郭亮等组成中国湘区执行委员会，郭亮分管工人运动。同年８月，郭亮从第一师范毕业。他谢绝了一个中学的恳切邀聘，投身到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的洪流之中。郭亮先在人力车工人中活动，后来到新河站开办夜校，启发铁路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把他们组织起来。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很快成立了新河工人俱乐部，郭亮担任秘书，深入开展了职工运动。

  ８月，郭亮奉命到岳州，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他装扮成一个铁路工人来到岳州站，经常到工人家里串门走访，很快成了铁路工人的知心朋友。他开办工人夜校，并亲自任教。他主编出版《工人之路》周刊，亲自撰写通俗生动的文章，揭露帝国主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恶行径，宣传马克思主义，赞扬“劳工神圣”。他发动组织工人冲破当局的重重阻挠，成立了岳州站铁路工人俱乐部，并任秘书。工人参加俱乐部后，受到了党的教育，迅速提高了觉悟。郭亮也从中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岳州站党支部。

  鄂段铁路局局长王世堉极端仇视工人运动，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指使下，利用同乡关系，施展金钱收买手段，拉拢蒙蔽一部分工人、职员，成立所谓“工人研究会”和“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他还扣发工人的工资，纵使亲信监工张恩荣、翻译苗凤鸣拿着扣发的工资经营烟土，牟取暴利。工人阮康成和吴青山把这件事报告给郭亮，竟遭到监工的毒打。郭亮立即召集俱乐部成员开会，向王世堉提出抗议，要求查办张恩荣、苗凤鸣。王世堉不仅拒绝工人的要求，而且将阮康成和吴青山开除了。郭亮再次召集工人俱乐部成员会议，决定向粤汉铁路全体职工和社会各界通电，揭露王世堉的罪行，提出解除压迫、改良待遇、保障人格、严惩凶手等８项条件，限王世堉在３天内答复，否则即举行全路局总同盟罢工。

  郭亮连夜回到长沙，向区党委和汇报情况。指示郭亮等立即与武汉的党组织联系，动员徐家棚站的铁路工人起而响应，并迅速统一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号召各地“工人俱乐部”在罢工之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做到统一指挥。立即派何叔衡去武汉与湖北党组织联系。为了统一粤汉路全路工人的罢工行动，加强对罢工的统一领导，湘区党委与武汉区委决定在武昌徐家棚设立罢工总指挥部。郭亮、林育南、何叔衡、施洋等为罢工总指挥。同时，要利用南北军阀之间的矛盾，使湖南的军阀省长赵恒惕保持中立，并用“哀兵必胜”的道理，向铁路工人说明争取社会舆论支持罢工的重要性。

  ９月６日，郭亮等又召开了粤汉铁路湘段沿线的岳州、新河、株萍等站工人俱乐部紧急会议，成立了该路段工人俱乐部联合会，郭亮任联合会秘书。

  ３天过后，王世堉仍拒绝答复工人俱乐部提出的８项条件。他串通英国总管卡麦克尔，一面加紧控制御用工会组织“工人研究所”的工人，命令他们在俱乐部罢工时火车照常开动；一面报告湖北督军萧耀南，准备罢工。

  ９月９日凌晨，在郭亮等的具体组织领导下，粤汉铁路长（沙）武（昌）段全线罢工了。从株洲到徐家棚，一列列火车像死蛇一样，静静地躺在车站里、铁轨上，只有新河站为了利用湘鄂军阀内部的矛盾，对赵恒惕和萧耀南进行分化，使湘段路局保持中立，才有军车行驶。９月１０日，在郭亮的率领下，全体罢工工人举着“不答应８项条件，决不罢休”的大旗，高呼“惩办凶手”、“驱逐工贼”等口号，举行了。

  １０日夜晚，王世堉唆使军警打伤百余名卧轨挡车的工人和家属，强行从徐家棚开出一列火车，直向岳州站驶来。郭亮意识到这是反动派动摇军心、破坏罢工的毒辣手段，在列车逼近岳州站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振臂高呼：“誓死挡着火车！”喊罢，他冲到队伍的最前面，横卧在铁轨上。瞬息之间，岳州站的路面上，工人们黑压压卧倒了一大片，挡住了火车的行驶。

  王世堉在一批军警簇拥下，来到工人们的面前，阴阳怪气地叫喊：“工人们，你们别卧在铁轨上，现在是南北交战之际，你们罢工阻运，影响军用民食，违犯军法国法，这是要杀头的！”郭亮从卧轨的群众中站了起来，理直气壮地质问王世堉：“什么军法国法、军用民食，工人们流血流汗拼着老命所得的工资，被你们扣着不发，拿去做烟土买卖，毒害人民，这难道不是违犯国法？工人们被你剥削得无吃无穿，无钱医治疾病，死了无法安葬，他们卖儿鬻女，啼饥号寒，为生存，为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提出起码的要求，难道是犯了军法国法吗？”这一连串的质问，问得王世堉哑口无言。

  郭亮转身搀起骨瘦如柴、满身是伤的工人阮康成，愤怒地对王世堉说：“这个工友，拒绝替你们照看，遭到张恩荣和苗凤鸣的毒打，你身为局长，不但不依法惩办凶手，反下令开除受害工人，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军法国法吗？”王世堉气急败坏地问：“你是什么人？”郭亮说：“要问我的资格，粤汉铁路俱乐部联合委员会秘书！要问我的名字，郭亮！”王世靖像是抓到了什么把柄，歪着脖子问道：“你既不是铁路工人，又非本局职员，有什么权力过问我路局的事务？”这时，俱乐部委员张万云接过来说：“俱乐部秘书，是我们工人的官，是代表我们３０００工友说话的，如何不能过问？”

  王世堉理屈词穷，便指挥军警胁迫火车司机向前开行。情况十分危急，郭亮振臂呼喊：“工友们，决不能让火车开过去，把它挡住！”他抢到最前面，第一个卧倒在铁轨上。立刻，几百名工人又都跟着他躺卧下去。王世堉更加疯狂，声嘶力竭地叫嚣着：“快点开，快点开，压死这些王八蛋，我负责！”机车上，苗凤鸣逼着司机，狂叫：“开，往前开，从穷鬼们身上压过去！”

  火车缓缓地向前开动着，汽笛呼鸣，车轮滚滚，眼看就要压着郭亮了。郭亮毫不理会，一动也不动。阮康成泪流满面地一边用力把郭亮往路边挤，一边抢卧到郭亮的前头。郭亮坚决不让，把阮康成拉住往后推。接着，吴青山、张万云、阮康成与郭亮手挽手地紧紧挨在一起，卧在最前面。火车开到身边来了，郭亮用一只手顶住排障器，用另一只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奋勇而沉着地呼喊；“工友们！从工人阶级身上是开不过火车的！”在郭亮的鼓舞下，大家更加镇静、坚定，谁也投有后退。

  机车司机王忠虽受骗参加了“工人研究所”，但眼望前头约两百米长的车道上，看不见铁轨和枕木，全是卧轨的工人兄弟，他双手发抖了。这时，郭亮忽地冲上机车，向司机呼喊：“开车的工友呀，天下工人都是阶级兄弟，你们别为军阀出力，压死自己的亲人呐！”王忠把手向后一扳，火车后退了。工人们欢呼起来，跃起身向后退的火车涌去。机车上，苗凤鸣着了慌，威逼王忠往前开车。王忠转身一拳，将苗凤鸣击倒，然后跳下机车，加入了罢工工人的行列。接着，火车上一百多“工人研究所”的工人也都跳下车，参加了罢工斗争。

  王世堉见势不妙，转身溜走。之后，他用１２０００块光洋收买了湖北军阀萧耀南部两个连，阴谋罢工工人。当郭亮回到俱乐部，工人们群聚在车站欢庆拦阻火车的胜利时，这两连武装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实行血腥，当场打死工人６人，打伤工人７０余名。郭亮和３０多名工人亦当场被捕，押往武昌，送进了“陆军监狱”。

  惨案发生后，立即赶到新河车站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大力援助，并亲自起草《粤汉铁路全体工人告国人书》，通电全国，揭露萧耀南、王世堉的罪行，强烈要求惩办首恶王世堉。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亦立即向全国各地工团发出“快邮代电”，表示该路工人虽经此次残酷压迫，仍将坚持罢工，誓死不屈，并提出：“立撤弹压工人的军队，革退并惩办王世堉，抚恤死伤工人及工人的家属，完全承认工人所提出之条件。”《告国人书》和“快邮代电”发出之后，武汉全体工人在武汉工团联合会施洋等领导下，决心以实力支援粤汉铁路的罢工工人，决定“３日内如不作圆满解决即全体罢工”。全国铁路党的组织，召集陇海、郑州、长辛店、粤汉等铁路工人代表一千余人在汉口开会，议决５４小时内如不得解决，即举行同盟罢工响应，并准备组织敢死队两百名，参加罢工斗争。与此同时，派出党、团员干部，携带各界捐款，送到徐家棚、岳州站，慰问和鼓舞罢工工人。北京政府交通部见罢工风潮将波及全国铁路，才不得不于２４日派一个次长来徐家棚与工人谈判。

  郭亮被押至武昌“陆军监狱”后，继续控诉、揭露、申斥铁路当局对工人的迫害，以及军阀血腥屠杀工人的暴行，有力地配合了狱外的斗争。当月１９日，教育界著名人士易培基等以郭亮系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罢工无罪，两电萧耀南，并函请吴子玉（吴佩孚）极力营救。鄂省督军迫于社会舆论，于当日交保释放郭亮。

  由于郭亮等坚持不渝的斗争以及京汉铁路等路局各工团的竭力援助，吴佩孚不得不电责王世堉妥善解决，并电告萧耀南严加督促，迅速办理。最后，王世堉不得不答应了工人的７项条件：（１）张恩荣、苗凤鸣现已革职，听候查办；（２）全路各项工人的工资，概照京汉路例办理；（３）生火工人、小工等增加工资照准；（４）各项工人满２年、小工满１年分别勤惰加工资一次；（５）工人升职应由旧工人中升补，非违反路章不得无故处罚或开除工人；（６）湘鄂战争时，双薪及罢工时期内工资照发；（７）工人旅差费及各项福利，候评定章程办理。

  ９月２８日，郭亮和全体被释放的工友们乘专车到达岳州站，受到工人兄弟的隆重欢迎。１１月１日，郭亮出席徐家棚、新河、岳州、株萍４处工人俱乐部联合召开的代表大会，成立粤汉铁路总工会。会址设在长沙新河，郭亮任特派员兼秘书。

  １９２３年４月，离开湖南去上海工作，郭亮继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在湘区委员会内，他担任工农运动部部长。

  这年３月，日本帝国主义拒绝归还用武力强迫租借的旅顺、大连，全国人民反日运动高涨。３月２７日，郭亮领导工团联合会，联合学生会、教育会、商会等人民团体７０多个单位和各阶层群众６００００余人，高举“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打倒帝国主义”的大旗，举行声势浩大的，并向驻长沙日本领事馆提交了《警告书》。

  ４月５日，由工团联合会发起，联合两百余公法团体，成立了湖南各界外交后援会，郭亮被选为主席。外交后援会发行《救国周刊》，号召各阶层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开展对日经济绝交。５月２１日，外交后援会宣布本日为开始正式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的日期，向全省人民散发了对日经济公约数万份，全省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空前高涨起来。

  ６月１日，日本日清公司的“金陵丸”号船装运日货抵长沙，爱国民众前往小西门码头。日本水兵以所谓“正当之防卫”为由，枪杀我工人王绍元、小学生黄汉卿，重伤２０余人，制造了“六一”惨案。

  郭亮闻讯即通知《霹雳报》发出消息。报童沿街叫喊：“日本兵登岸杀人了！”全市民众行动起来，“一时万人空巷，向小西门集中”，举行抬尸，召开群众大会，“郭亮成为全城反帝领导人”。会后，他和夏明翰、肖述凡等，率群众向赵恒惕政府请愿，提出８项条件要求赵政府向敌人交涉。不料，赵恒惕政府却发出“令”，以武力解散湖南外交后援会，并令军警捉拿郭亮、夏曦、夏明翰等负责人。郭亮等奉党组织命转入地下，并和反动派进行了复杂而巧妙的斗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郭亮按照党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并担任临时省党部执委会委员，负责工农运动。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为了响应孙中山发表的北上宣言，党中央立即发动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郭亮以省外交后援会名义召开了各公法团体联席会议，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湖南促进会”和“国民会议后援会”，逐步推动全省人民反军阀的民主斗争。

  １９２５年５月，郭亮被推选为全省工人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５月下旬，郭亮由粤返湘，出席了湖南省临时党部在长沙召开的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为了贯彻大会精神和纪念“六一”惨案两周年，他联络省外交后援会、反帝大联盟等各界负责人，于６月１日在省教育会坪举行了１０万人的群众大会。大会进行中传来了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不幸消息，群情异常愤激。郭亮商同大会主席李惠迪，因势利导，组织大规模的群众，声援上海纱厂工人罢工。

  次日，省工团联合会、省学联组织两万余人在省教育会坪集合，决议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郭亮被公举为“雪耻会”主席。为了掀起爱国群众运动的高潮，郭亮商同工、农、学、商各界，举行声援青沪惨案，参加者１０余万人。６月３日，长沙市罢工、罢课、罢市，英日领署工人罢工，湘雅、福湘的学生退学，报界亦停止报纸出刊。工人学生还沿街呼号，并劝军警一致对外。郭亮、夏明翰、肖述凡还利用学生暑假回县的时机，组织宣传队，在农村散发《帝国主义是这样的东西》、《不平等条约概述》、《民族革命》等通俗小册子，并演出了《东江之役》、《农民的力量》、《上海惨剧》等新剧。数日之间，衡阳、常德、湘潭、岳州等地均成立了“雪耻分会”，举行了，形成了全省人民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运动高潮。

  当时时局格外紧张，反动的军阀政府到处缉捕郭亮，郭亮巧妙地闯过了一道道难关。一天，郭亮找到经常转移的“家”里，看望妻子李灿英和出生已半岁的儿子。李灿英问郭亮给孩子带来了什么，郭亮掏出一张折叠的纸送给她，说：“一万元大洋！”李灿英打开一看，原来是悬赏一万元通缉郭亮的布告。郭亮抚摸着儿子的小脸说：“你是个战士吧？你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候来到人间，就给你取个名字叫‘多难’吧！”后来，多难为继承父志，更名郭志成。

  １９２６年３月初，郭亮和夏曦、夏明翰、肖述凡等以全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教育会和商会为主，联合４５７个团体，举行反英讨吴，并派谢觉哉等４位代表去见赵恒惕，敦促其出兵讨吴。但是，赵对吴存有幻想，避不见面。这样，驱逐赵恒惕就成为摆在全省人民面前的紧迫任务。３月９日，湖南省党部发动长沙各业工人及各界群众３万余人，在省教育会坪召开驱赵市民大会，郭亮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商同各工会及湖南省党部等负责人，通过了“打倒赵恒惕”、“请国民政府北伐”等对湘时局２４条主张，还组织成立了讨吴驱赵的湖南临时人民委员会。赵恒惕派兵一连封锁教育会坪，同时在教育会坪门前和大街小巷张贴布告，通缉郭亮和夏曦等人。有人建议郭亮提早退出会场，他笑着说：“我是反帝大同盟的主席，也是今天这个大会的主席，主席躲起来，大会就失败了。”与此同时，驻湘南的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因受国民革命声势的影响，开始倾向国民革命。他一面调兵向长沙进逼，一面电责赵恒惕，支持各界人民的驱赵斗争。赵恒惕在各方面的逼迫之下，不得不于３月２０日向各界及唐部发表“去职通电”，当晚即逃往岳州，随之去了汉口。在湖南区委领导下，郭亮等组织发动驱逐军阀赵恒惕的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４月底，郭亮来到广东。５月１日至１２日，郭亮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会后，郭亮返湘路过衡阳，正值唐生智在吴佩孚、叶开鑫等北方军阀的反攻下，退守湘南。他和专程从长沙赶来的何叔衡、夏曦、曾三、熊亨翰等在衡阳组织了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讨论全面准备迎接北伐军和动员群众支援北伐战争，以及进一步促进唐部向革命方面转化等问题。

  ６月２日，唐生智部在革命形势推动下，在衡阳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接受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职，积极联合北伐各军进行北伐。６月下旬，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北伐军第四军，与第八军并肩向北推进，直逼长沙。７月１２日，攻克宁乡，进入长沙。这时，秘密从衡阳回到长沙的郭亮，在湖南区委和湖南省党部的统一部署下，同夏明翰、柳直荀、陈佑魁一起，发动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用实际行动迎接北伐军。

  北伐军胜利进入长沙后，郭亮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名义，联合省学联、省妇联、长沙农协等团体五六万人，召开欢迎大会，并即刻动员起４０００多人力车、粪便清洁、码头工会的工人，组成３００多个运输队，为北伐军运送军粮弹药，同时携带省工团联合会印的画报传单１０万余张，沿途散发，以唤起人民群众奋起支援和积极参加北伐战争。

  ８月下旬，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郭亮被选为委员长。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保卫工农运动的胜利果实，支援北伐战争，这年１２月１日，郭亮和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共同主持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工人农民代表大会，郭亮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之一。会上，他作了“世界职工运动”、“湖南省总工会工作情况”、“工人代表大会经过情况”等报告，并和易礼容、夏明翰、柳直荀等起草了工农商学大联合等４０多个决议案。作了“农工商学兵大联合”等重要演讲，明确地提出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会中，郭亮主持了农工商学联欢大会，对前来的３０００余名工农群众和各团体代表讲述了农工商学结成联合阵线的政治基础，及其逐步加强这种联合战线日，郭亮主持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统一全省工人运动、组织工人武装等决议。郭亮起草了《工人武装自卫案》，从理论的高度精辟阐述了建立工农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大会前后开了２６天，在会后召开的省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议上，郭亮再次被推选为委员长。

  正当大革命胜利发展之际，“四一二”政变发生了，湖南的反动派乘机而起，对革命进行猖狂的反扑。对此，湖南人民给予了及时的回击。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党中央于１９２７年４月下旬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郭亮作为湖南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上，他坚决支持提出的加强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民政权的正确主张。

  这时，北伐军官中的，以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首，麇集汉口，密商发动“清党”的军事政变计划。他们派心腹高参余湘三潜回长沙，秘密纠集教导团团长王东原、三十五军驻长留守处主任陶柳，并通过陶柳收买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充当急先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武装政变。

  ５月２１日（马日）夜１１时许，许克祥指挥的叛军千余人，分三路袭击省、市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省农动讲习所等革命机关团体。郭亮、柳直荀、袁仲贤等凭借少数工农武装，分别在省总工会、省农协会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数十名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战士壮烈牺牲，省总工会、省农协会等几十个革命团体机关几乎全被摧毁。

  郭亮在总工会被困的危急时刻，急中生智，把从土豪劣绅处缴来的光洋投掷到墙外，利用敌人抢夺光洋之机，率领警卫员周尚武等人翻墙突围出来，找到柳直荀等，在北门三公祠内商讨了善后事宜和反攻计划。然后，他们分头行动。郭亮、周尚武化装出城，潜回家乡铜官附近，将马日事变经过通告镇上党团和工会负责人，要他们做好应变和反击的准备。２２日晚，袁仲贤潜回铜官，找到郭亮。经过商量，他们即刻离开铜官赴湘阴，向当地党和农会负责人作了反击的布置之后，他们又同赴武汉。郭亮和袁仲贤向周恩来等负责人作了紧急汇报，第三国际代表鲁易等接见了他们，并召集部分人员开会，对郭亮等的请示做了一些应急的临时指导，决定让袁仲贤仍回长沙，以二十四师招募处名义组织总暴动，郭亮同周尚武星夜兼程，赶赴平江、浏阳。

  这时，柳直荀等按照临时省委部署和同郭亮事先商讨的反攻计划，来到湘潭，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的名义，向各县发出通告和号召。军事会议后，随即又以湘潭县党部、县农会、总工会、学联会、妇联会的名义，向各地发出《漾日电报》，通告反动派在省垣发动叛变情况，号召“各方集中一切实力，采取联合战线，于电到时向长沙出发，以期恢复省垣原状，而资”。５月２６日，还以省农民协会名义，“下令全体农民自卫队于５月３０日总攻长沙”。

  ５月底６月初，锡矿山、水口山、衡山、安源、安化、新化、宁乡、湘乡、长沙、益阳、平江、浏阳、醴陵、湘潭等县工农义勇军相继组成，他们高呼着“灭此朝食”、“投鞭断流”、“活捉许克祥，回去过端阳”等口号，先后从四面八方朝着长沙进军，初步构成了对长沙战略包围的形势，并开始了外围战斗。东路农军“自浏阳大路而来，直扑省城”，他们“沿车站马路上枪声连发”，直逼至小吴门下。

  正当长沙唾手可得之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于５月３０日“下达了取消进攻长沙的命令”，１０万农军围扑长沙的伟大壮举就这样功败垂成。

  农军攻城的计划失败以后，反动派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到处悬赏通缉郭亮等省委领导人。郭亮化装到长沙、湘阴边界的左家塅、谭家园、杨桥一带活动，后又辗转前往汉口，会见了、等，同他们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６月中下旬，郭亮参加了等主持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他在大会上报告了湖南工运情况、马日事变及反革命大屠杀，以及工农武装进攻长沙的情况，并对当前工运斗争的任务发表了意见，认为必须拿起枪来，打退反革命的进攻，极力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在这次大会上，郭亮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他潜回湖南，秘密开展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央拟定了《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与此同时，起草了《湘南工作规划》。中央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计划》中采纳了的意见，准备在湘南成立湘南政府。为此，中央下发了任命、郭亮、夏曦、任卓宣组成湘南特别委员会的通知信，“以为书记”，“同时决定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也希望前委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由郭亮即日率领前往湘南”。但在这之前，由于军队工作的需要，在周恩来等要求下，郭亮和柳直荀等均被调离湖南。

  １９２７年７月下旬，贺龙率领的独立第十五师已改为暂编第二十军，贺龙担任军长。党为帮助贺龙建设部队，将一部分工农武装编入二十军，并派郭亮等一些员到贺龙部队做政治工作。不久，郭亮又受到党的派遣赴南昌，参加了起义前的准备活动。他争取和说服了在长郡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代主席、省民政厅长姜济寰参加了起义。

  “八一”起义军占领南昌以后，在以员为主体、有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上，郭亮和彭湃、李立三、陈郁等担任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起义军南下时，郭亮随工农运动委员会机关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长汀、上杭，进入广东的大埔、三河坝。起义部队到达潮汕地区时，被包围攻击，遭到极大的损失。郭亮、柳直荀等突围出来，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在普宁县找到了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诸同志。１０月１日来到流沙，在一个教堂里，郭亮参加了党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主持的重要会议。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命令，对起义人员的去向作了安排。郭亮、柳直荀等离开普宁来到海滨市镇甲子港，不幸被敌军围逼在一片海滩上，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俩沿着海边疾走，后发现一只破烂舢板，立即跑上去，奋力划离海岸，才算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几天几夜的海上漂泊，饥寒交迫，加上呕吐，终于使这对生死与共的战友昏厥过去。后来，他们被南洋一小岛上的渔民所救。当郭亮、柳直荀苏醒过来时，已是身在异国了。这个孤岛上，什么行政机构也没有。正当他们束手无策之时，耶稣教堂里的钟声使郭亮想出了办法。他把柳直荀拉到一边说：“柳和尚（他总是很喜欢戏称直荀的外号），你是教会学校出来的，又说得几句英语，我们装成耶稣教徒，到教堂里找牧师去，只说在海上遇盗，请他让我们回刭香港去。你看这办法如何？”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教堂里的牧师念及“同是上帝的儿女”，便积极帮他们，搭乘一条外国货轮到了香港。这时，已是１０月下旬了。

  郭亮和柳直荀到香港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于１０月底回到上海，见到了周恩来。这个月初，党中央任命郭亮为湖北省委书记。郭未到职，由任旭代。

  郭亮１１月底到武汉，因湖北省委书记陈乔年等受到无端弹劾，郭亮以省委常委主持省委工作，全力以赴组织年关暴动。不久，贺龙、周逸群等一行人抵达汉口，见到了郭亮。郭亮要贺龙担任武汉三镇暴动的总指挥。在郭亮主持研究暴动计划的湖北省委会议上，一致决定暴动后去湖北沔阳会师，再分别转入湘东、鄂西，并进一步讨论怎么样发展农村游击队、发展党的组织等问题。

  正当暴动在紧张地准备之中，郭亮于１９２８年１月３日和９日连续接到中央的指示信，前信要郭亮等不参加湖北省委，后信任命郭亮为湘西北特委书记。正在这时，党设在武汉印刷厂的地下机关遭到破坏，暴动计划和宣传品全落在敌人手中，暴动未能如期举行。党组织遂决定停止年关暴动。这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郭亮和刚到武汉不久的李、夏明翰等，在法租界开设的一家旅馆里，围坐在一张方桌边，桌上铺了雪白的印花桌布。他们以打麻将牌作掩护，研究怎么样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取消两湖年关暴动等问题。郭亮和夏明翰听了李的传达，分析了当时武汉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认为仓促举行年关暴动，胜利的希望很小。因此，都同意中央意见，取消年关暴动，并决定迅速通知各地党组织，认真做好保护组织和同志安全的工作。不久，党又派贺龙、周逸群、郭亮、柳直荀、徐特立组成５人小组，去开辟湘鄂西根据地。郭亮尚未成行，旋又被另委任为湘鄂赣特委书记。

  １９２８年２月初，郭亮和周尚武等２０多名干部分批从武汉南下，进入湘北重镇岳州（现岳阳市）。郭亮头戴瓜皮帽，身穿棉袍马褂，打扮成大商人，同警卫员周尚武等人在翰林街开设“李记煤栈”，以作掩护，建立起特委机关，另又在街上开一饭铺作交通站，湖滨还准备了小船。风声紧时，他和特委的干部就到船上过夜。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中，郭亮化装成煤栈老板，进行艰苦的组建工作。不久，特委正式建立，并同边区各县的党组织接上关系。郭亮立即在岳州召开特委会议，决定动员工农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总结在武汉组织暴动失败的教训，特别告诫同志们：不要搞“盲目的报复行动，必须艰苦地耐心地来重新进行工作，有计划地打击敌人。”

  ３月中旬，新来特委工作的６名干部在岳阳河街一家旅馆里被反动当局抓住杀害。随后，敌人又在岳州屠杀了３０多人，驻岳州麻塘军队中的员也暴露了身分。于是，郭亮决定在麻塘提前起义。但在麻塘起义前的一个晚上，郭亮不幸被捕了。

  １９２８年３月２７日深夜，由于苏先骏被捕后叛变告密，郭亮在岳州翰林街“李记煤栈”内被捕。他的警卫员周尚武为掩护郭亮，与敌人拼力搏斗，壮烈牺牲。敌人将郭亮关进专用车内，捆绑在车座上，押回长沙。

  ２８日下午４时左右，专车抵达长沙。郭亮不幸被捕的消息，一时传扬开来，全城人心震动。工人、学生、市民拥上街头，从火车站到司门口，千千万万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向自己最熟悉、最亲切的“郭委员长”告别。当时湖南反动政权在各派军阀争夺之下才息兵不久，反动秩序尚未稳定，他们对此异常恐惧，马上宣布全城特别，俨然如临大敌。在军警前后左右的“护卫”下，郭亮带镣长街行。当经过长沙的商业中心司门口、八角亭一带时，他踏上旁边的一辆人力车，向环绕着他的群众慷慨激昂地演讲，并高呼“中国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建设苏维埃！”等口号。反动军警多次想打断这个“共魁”的“赤化宣传”，都没有得逞，反而被慢慢的变多的人群、越来越激昂的情绪弄得不知所措。他们唯恐出事，赶忙增派军队，驱散人群，将郭亮押进“铲共法院”。

  审问者向他追问党的地下组织，郭亮幽默地说道：“开眼尽是人，闭眼没有一个。”

  湖南反动派十分害怕郭亮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影响，同时不断收到密探报告：岳州、铜官、长沙等地“暴徒”，“蠢蠢欲动，有立即暴动劫狱之势”。他们惊恐万状，不及再审，便在３月２９日（阴历二月初七）凌晨２时，偷偷在“铲共法院”内将郭亮秘密地杀害了。

  虚弱而又残忍的敌人，在秘密杀害郭亮之后，将他的遗体摆在浏阳门外识字岭（这是湖南省“马日事变”后反动派杀害员、工农群众的刑场），将他的头颅挂在司门口示众。３天之后，又将他的头颅挂到他的家乡铜官镇东山寺的戏台上。反动派妄图用砍头来征服人民，吓退革命。对此，鲁迅作了有力的回答。当他得知郭亮的头挂来挂去，“遍历长岳”，以制造“铲共空气”时，愤然挥笔写道：“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是的，员和人民群众没有“被头挂退”。就在３月３０日这一天，长沙的工人、学生、市民以沉痛的心情，聚集司门口、八角亭一带，用无声的默哀来悼念自己的领袖，抗议反动派的暴行。

  也就是“挂头示众”的这几天，铜官镇的陶业工人、西湖寺一带的农民，和郭亮烈士的二哥郭正雅，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星夜从长沙将烈士的无首遗体运回文家坝；同时，由郭正雅和其内兄弟李炳奎设法请人把烈士的头颅从东山寺的戏台上取下来，将它们缝在一起，安葬在烈士旧居的后山上。旁边竖有早年亡故的大哥郭砚章的小石碑，以作铭记烈士墓的标志。人民怀着悲愤心情，在烈士的家里举行了“地下”追悼会。

  郭亮壮烈就义之后，党中央当时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在《我们的死者》专栏里，登载了烈士一生的战斗业绩。他就义前写的“以继余志”的遗书，亦影印在党的另一秘密刊物《烈士传》中。

  １９３５年，在湘鄂川黔省委会议上决议，将省委所在地永顺县改名“郭亮县”，修建象征性的郭亮烈士墓，纪念先烈，教育来者。

  １９５７年，望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在文家坝修建烈士陵园；烈士幼年读书的东山寺小学已更名为“郭亮小学”；他经常发表演讲的东山寺戏台，现已改建为“郭亮亭”；当年湘鄂赣特委机关所在地——岳阳市翰林街被命名为“郭亮街”。这些，都凝聚着人民对烈士的深厚感情和无限崇敬之意。